1948年4月，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刘国定等被捕叛变，出卖大批中共党员，当时广安境内地下党属于中共上川东组织领导。刘的叛变使中共上川东组织遭到严重破坏。中共上川东工委书记王璞组织领导华蓥山武装起义，虽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，王璞等一批起义将士浴血奋战而牺牲，却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主力部队，支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下作战，加速西南地区和广安境内的解放。1948年9月，境内各县、乡、保分别建立民众自卫总队、大队、中队，实行“十户联坐”，到处设立关卡，盘查过路行人，以“御共于境外，安民于境内”。
1949年，国民党不甘心失败，进行垂死挣扎。一方面在各县建立情报机构，设“川鄂绥靖公署某县情报处”，由县党部书记任处长，并派出大批特务，搜集中共组织的活动情况，抓捕和押送中共党员、进步人士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。另一方面，派出国民革命军第一○八军罗广文部七二六团驻大竹县，疯狂“清剿”华蓥山一带岳池县、武胜县、广安县、渠县、邻水县、大竹县、合川县的中共党员及其武装组织。在此前后，还派出“内政部”第二警察署（简称内二警）和四川省保安二团（简称保二团）驻岳池县、广安县、武胜县，“清剿”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武装起义人员。他们在“清剿”中实行“宁可错杀一千，决不放走一个”的方针，任意抓捕和杀戮中共地下党员、游击队员和进步人士，仅邻水县就有400多人遇难，成千上万的人被抄家。1949年7月7日，罗广文部七二六团在邻水县千坵塝（观音桥镇境内）抓捕群众数千人。
1949年秋，蒋介石坐镇重庆，部署“暗杀、破坏、游击、潜伏”任务，颁布“十杀令”，组织“应变委员会”。境内国民党各县党部紧急部署，分乡成立“保安团”“反共义勇大队”，又称“富绅子弟兵”，从地主富豪家庭征集粮钱，配备新式武器，以对抗解放。同年10月，武胜县唐敬生被重庆卫戍司令杨森委任“反共保民师”第九师师长。11月26日，唐以各乡反共义勇队和县警察队为基础，组建“反共保民师”第九师第二十五团、二十六团，以抗拒解放。当解放军到武胜前夕，全军溃散。
1949年11月27日，广安籍在重庆渣滓洞遭到集体枪杀的邓致久、吴奉贵、唐文渊、丰炜光、马正衡、艾文宣、黎功顺、杨华友、郑继先、蒋可然、潘仲轩、张鹏程、李仲弦、邵全安、曹文翰、杨光沛、王锡敏、邓惠中、周志敏、邓诚、唐征元、黄宁康、周植藩、屈懋修、李建民、唐玉琨、沈君实、许建业、朱麟、唐建余、丁鹏武、左国政等，都是被七二六团、内二警、保二团和国民党特务抓捕后遇害的。12月1日，邻水县县长吕翰初下令炸毁长滩桥、丰禾桥，被中共地下组织和人民群众阻拦未遂。2日，邻水县国民党党部书记吕岳南、县长吕翰初与“川东挺进军”司令包衡等密谋商定，以梁板乡、香炉山（观音桥镇境内）为根据地，抵抗人民解放军。同日，华蓥山区山防司令部司令谌克绳在广安县代市镇召开紧急应变会议，部署破坏公路，组织情报网，抗拒解放。各县中共地下组织，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，积极开展斗争，有效地阻止各种破坏活动。
1949年12月初，境内各县民众纷纷宣传，人民解放军北面已过大巴山，南面已过巫山，地主土豪劣绅处在一片恐慌之中。武胜县县长张洪炳烧毁政府档案后逃离。广安县县长刘治国与国民党上校军官刘伦勾结搞假“解放”，建立伪政权，欺骗民众。然而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即时到达各县，12月6日下午，四野四十七军一三九师四一五团、四一六团各一部抵邻水县城，邻水遂告解放。12月9日中午，五十军三十九师五十团进入广安县城，刘伦部被缴械，广安县解放。12月12日，二野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二师九十六团的2个营和九十四团的1个营进驻邻水县城，接替先期到达部队。12月13日，武胜县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，宣布解放。15日，二野三十一师卫生处政委张晓峰率部进驻武胜县，建立和维持革命秩序。12月16日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广安县进驻岳池县，岳池县获得解放。在解放军进驻各县之后，先于南京组建的西南服务团随即到达各县，一批南下干部迅速接管旧政权，宣布成立县人民政府，实施维护新政权和社会秩序的各项工作。各县群众、开明人士放鞭炮，扭秧歌，耍龙灯，载歌载舞，锣鼓喧天庆祝解放。尹志农、杨明正、谢志光、田景武分别任广安县、岳池县、武胜县、邻水县人民政府县长。
